“文革”十年中，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是谈不上的。但是，那个时候，“四人帮”及其御用的写作班子，从为其阴谋的政治目的服务出发，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表了许多谬论，把一部中国近代史搞得个乌烟瘴气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中国近代史学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积极拨乱反正，从思想上整顿被“四人帮”搞乱了的不良的学术风气，同时整顿、新建学术研究机构，恢复大学里的中国近代史教学，使中国近代史学界迅速走上健康的轨道。从这20年的情况来看，我们可以乐观地说，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在走向成熟。
走向成熟的标志有三：
其一，学术研究的成果大大胜于1978年以前20多年。粗略估计，1978年以前的29年里，平均每年出版著作不到十本，每年发表论文大约150篇；1978年以后的20年，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物，平均每年超过100部，发表论文每年超过1000篇。近代史研究打破了以往仅仅局限于革命史、政治史，尤其是局限于八大事件的框框，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了。今天，不仅原有的政治史在继续研究，中外关系研究继续深入，而且大大加强了经济史研究、思想文化史研究，新开拓了近代社会史研究、近代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。大多数研究者都认识到，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从1919年延长到1949年是完全必要的，从而推进了民国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。许多研究者的研究兴趣，都从以往的晚清史转移到民国时期的历史并大量引进、借鉴国外的史学研究方法。学术社团纷纷组建起来，国际、国内和海峡两岸的各种学术讨论会频繁召开，这表明学术研究日趋活跃而有生气。
其二，学术争鸣的气氛日渐浓厚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，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评价，关于洋务运动研究，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研究，关于义和团的历史作用和地位，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及其评价，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诸如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关系、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等，以及人物研究诸如林则徐、曾国藩、李鸿章、袁世凯、孙中山等，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，许多争论到今天仍在继续。甚至关于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作用，学者们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。同时，学术研究的规范问题越来越受到期刊、出版社以及学者们的注意，反对抄袭、剽窃以及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呼声日有所闻。
其三，注重树立良好学风。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观察和研究，逐渐摆脱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式地理解，逐渐避免了寻章摘句的不良学风，开始树立起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的好风气。但是，随着时代的变化，也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、冷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趋向，表现为历史研究中的反传统、复旧和翻案风。一些年轻的研究者盲目认为新的就是好的，而不问所谓新的是否是符合历史事实的，是否经得起实践检验的。十几年前，一些学者发出了“史学危机”的担忧。这种担忧，如果指的是研究人员的素质不够、研究水平有待提高，反观今天的现实尚可以释怀外，如果指的是研究队伍中的理论素养有所下降，则不可谓为杞人之忧。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成熟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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